口述：吴秀华
　　整理：陈岚

　　前不久，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了十位“全国工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标兵”，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吴秀华是我省唯一一位当选者。
　　年逾五十的吴秀华与工会工作结缘已有几十年。在她的办公室里，各种与维护农民工权益相关的文件、材料放满了好几个柜子，工作上的实效更是硕果累累——在我省率先建立职工维权服务中心，创办开通“12351”职工维权服务热线，成立宁波市职工互助保障会，开展农民工关爱行动……这些由宁波市总工会推出的重大举措中，都凝聚着她的辛勤和努力。

　　工人出身的“小吴书记”
　　要问我为什么会和维护农民工权益这项工作结缘，可能还是源于我的工人出身。
　　1972年初，刚刚初中毕业的我，成了一家集体企业的电工，开始了我10年的工人生涯。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头脑很单纯，只觉得能在工厂做工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　　为了把握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我，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很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和补习文化知识。在党团组织的关怀培养下，我先后入了团入了党，并担任了团干部。
　　1981年底，组织上调我到县二轻局担任团委书记；1985年1月，我再次接受组织的调动，到镇海棉纺织厂担任党委副书记，3年后当选党委书记。在棉纺织厂，我与职工群众结缘，并开始走近农民工这个群体。多年的工作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，这是一个需要沟通和关心的群体。
　　当时，我们厂有近5000名员工，其中外来工有1500人。为了能让身在异乡的他们在厂里安心工作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我开始在工作的细节上下功夫。
　　外来工远离家乡，工厂就是他们的家。外来工都比较喜欢吃辣，我就请来了他们家乡的师傅掌勺；有外来工生病了，我就带着厂里的干部送医送药上门探望；节假日，安排丰富的文娱节目；春节，为回家过年的外来工购票、安排车辆，并和不回家的外来工一起吃年夜饭；各种待遇一视同仁，对政治上、工作上要求上进的年轻人，会努力给他们提供成长的平台。外来工潘佩霞是当时织布分厂一名年轻的挡车工，是一个工作踏实勤奋的好苗子。在良好的发展平台上，她连年获得各项荣誉，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
　　在棉纺织厂的那些日子里，因为平时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，职工们都亲切地叫我“小吴书记”。现在，十多年过去了，当我再回厂里的时候，老员工还会这么称呼我，听起来特别亲切。

　　体察农民工生存状态
　　1997年9月，组织上考虑到我在企业工作的时间比较长、有群众工作的基础，把我调到宁波市总工会担任副主席，至今已11年了。
　　随着宁波经济的发展，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、维权意识不强，因此也就成为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。作为农民工的娘家人，我感到从源头入手，坚持从法制层面推动维权机制建设，显得更为重要。
　　于是，我经常深入到各乡镇、街道和基层企业，和一线的农民工朋友谈心、聊家常。以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不同形式，对农民工的就业环境、劳动安全卫生、收入状况、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调查了解。针对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、工资收入低、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和加班加点多、工伤事故多的“三低两多”现象，我收集了大量数据，进行了广泛论证，写出了《关于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安全卫生工作》等一系列详实的调查报告。
　　借助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平台，我积极反映广大农民工的呼声和愿望，撰写了一系列关爱农民工的提案，内容有遏制欠薪行为、外来工综合保险、规范劳动用工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、解决春运期间农民工返乡难等等，涉及到农民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让我欣慰的是，这几十条提案，推动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，从源头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。

　　跑出来的维权热线
　　这些年，随着宁波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大量外来工涌入宁波，他们为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同时，一系列与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相关的问题也凸显出来。于是我们就思考着，要为外来工建立一个通畅的维权渠道。在工会工作人员的精心筹备和各级领导的热心支持下，市总工会建立了职工维权服务中心，成为全省第一个建立职工维权服务中心的市级总工会。
　　中心成立以来，通过向广大职工提供“信访接待、生活救助、医疗帮扶、就业救助、法律援助”等一站式服务，努力“为职工说话办事、帮职工维权解难”。5年来，中心接待职工3万多人次，其中外来工占70%以上。
　　同时，为给维权中心争取一个既能朗朗上口又容易被记住的维权热线号码，我开始了杭州和宁波之间的多次“往返跑”，不断地在省、市电信部门和上级工会之间“穿梭”，最终在宁波市总工会开通了“96351”维权热线。当时我想，只要看到这个号码的后两位“51”，应该就能联想到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。热线开通后，马上就“热”了起来，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来自职工的咨询和求助。而对每一个电话，我们维权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登记和反馈。
　　这一做法得到了省总和全总的充分肯定，后由全总在全国范围统一将号码改为“12351”。如今，宁波市总工会“12351”维权热线每天都能接到许多个咨询和求助电话，为广大职工维权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。

　　上门讨薪催生法律监督条例
　　我们的热线接到过这样一个投诉：湖北籍农民工小戴在一个造船基地当了4个月电焊工，平时每个月只领到400元生活费。2006年7月，当他向企业提出辞工要求时，单位却给他打了“工价按原定日工资60元的70%结算，到年底来结清”的白条。
　　通过热线记录单了解情况后，我与职工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，来到该公司与他们的领导协调，协调不成后，向该公司递交了《宁波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整改意见书》。
　　我们的“阵容”引起了该公司的重视，很快，该公司把《整改意见书》反馈到了市总工会。最终，小戴与和他一道辞工并遭遇欠薪的另一位工友，都拿回了全额工资。
　　这个投诉到这里也算有了圆满的结果，但同时它也让我深深感到，要确保工会能正常行使监督权，必须从法律层面加以规范。于是，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与相关部室的同志一起数易其稿，终于拟制完成了《宁波市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条例》，经过立法程序，于2006年经省、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和通过，成为全省首部关于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方面的地方性法规，为工会实施群众监督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。
　　
　　史无前例的工会“担保书”
　　2006年10月，安徽籍农民工张德衡工作时被一块木板击中头部，经诊断为多发性脊椎间盘突出，急需手术费7万元。由于施工方不肯支付手术费，手术无法进行，张德衡面临高度致残的危险。2007年1月2日那天，我正好值班，接待了患者妹妹的来访，就立即联系了维权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赶赴医院。
　　当时，医生向我们介绍，张德衡受伤区域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，如果再拖下去，手术的风险会越来越大。可就是因为对方不肯支付手术费，原定在12月29日的手术已经被推迟。
　　于是，我就向医院方面提出，由市总工会出面，为张德衡的手术费用作担保，希望医院尽快安排手术，并向医院出具了“担保书”。当时，张德衡的家人失声痛哭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承诺：会竭力为工伤农民工维权到底。
　　最终手术顺利进行，维权事宜也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有了较为圆满的结果。事后，为彻底改变工伤职工“农民工多、非法用工多、矛盾纠纷多”的状况，工会着手筹建工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。2007年3月，“安康”志愿者队伍正式上岗。同年12月，市总工会又会同市司法部门，选择市第六医院及一批签约企业，建立了以工伤职工快速救治（先救治、后付费）、困难帮扶、法律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工伤职工快速救援机制。此外，为了减轻患病职工的医疗负担，我与有关同志一起经过充分论证和筹备，成立了宁波市职工互助保障会，并在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陆续推出了在职职工住院、特种重病、女职工安康和退休人员住院等4项医疗互助保障办法，至今已有50多万人参加，累计有8万多人次享受了互保金近8000万元。
　　300万农民工的权益，是我肩上的责任。每每看到职工群众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，我都感同身受。作为一名维护职工利益的工会工作者，我内心都会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：我该为他们说点什么，争取点什么，干点什么。这就是这些年来，我工作的理念，当然，也将是我今后几年工作的最大目标。